非遺，生長在中華大地上的文化生命體

王福州

回望非遺保護的發展史，其從法國輻射到東方古國，未經謹嚴的文化翻譯與學術過濾，便如火如荼地興盛于各自的文化空間，以非遺名錄申報為牽引，迅即演變為全民的自覺文化行動。非遺的這場跨文化交融收獲頗豐，其中，有43項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名冊）的傲績，還有諸多廣受贊譽的非遺保護“中國經驗”，特別是各地涌現的保護熱潮，催生了國人文化觀念的轉變。這場波及全民的自覺行為，唯有從“文化”的意義上才能獲得本質的闡釋與解讀。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文明史與文化史，各具特色，絕非一個模式所能涵蓋。“一種文化是一個活的生命，不是一個抽象的形而上學的概念。”^①獨特的起源與歷史演進塑造了中華文明的鮮明特質，非遺已演化為中華文明的基因譜系與民族的精神血脈，表面看，其多依托有形實物，源于物質性通常彰顯于社會表層；而在傳統文化脈絡的內部，精神性融合于物質載體，成為人類生活方式與社會關系的靈魂支撐，不但難以分離，而且表現出活性、動態與靈性等生命體征，其凝結了中華文化的獨特質素與人類文明的共享潛質，歷史地延續并生長為形神合一的文化“生命體”。此視域下，非遺所彰顯的也就不只是民族文化的特質，而是人類文明的共享潛質。

本文以文化生命體為切入點，探討非遺中國化的可能與必然，從中華文化特性解析非遺的本質特征，同時兼及文化遺產理論建構的方向。

20多年的非遺保護實踐探索，管理層面著重保護、規劃與資源利用，學術界著重學術與學科建設，圍繞文脈并循依歷史，著重特殊文明階段文化“套”與“層”的累積辨析，試圖追蹤揭示文化傳承賡續的密碼。中華文明的諸多特性，如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以及和平性等因素深刻地影響著中華文化的結構。非遺作為特殊的文化生命體，既區別于傳統的一元化文化范疇，也突破了單一的門類概念模式，具有物質、精神甚或靈魂等多元構成與多重性格，因而是自成體系的復合文化結構。對非遺這一文化生命體的認知，就不能不深入文化的結構。

文化的結構是多層級的，每個層級除了不間斷的斷裂亦蘊含不可逆的分割，其間也必有成就這種連貫性與聚合成整體的內因，表現為文化的復合鏈接功用，以及文化的遷移、融匯與整合。文化乃主體本質力量的對象化，非遺循依文明的線索，匯聚主體的文化創造與智慧成果，紛繁的文化形式匯集成文明的結晶。其復合性往往體現為同一形態內部自身構成上的多元以及形態自身與他者的互動。首先，文化硬核結構的存在。中華5000多年的文明演進中，形成了豐厚的物質、精神與制度遺存，近現代經由結合形成的文明新形態日漸更新并不斷造就新的文化生命體。這種文明新形態往往帶有價值觀與支配性，并在結構內部高度契合，因而成為社會生活、社會關系以及意識形態文化的構成，擔當文明花朵的苞心，不但鞏固文化主體性，且拓展民族的文化根基，還打通歷史縱深并延展文化創新的空間。其次，文化構成上的多元。傳統的中華文化由不同的生態、民族與形態所構筑，無論物質的、精神的還是制度的文化形態，均涉及文化的外化與內化兩個方向。前者的內容與形式十分寬泛，無論典籍論著、門類作品、戲曲戲劇還是藝術鑒賞等有形載體，還是物質、精神、生活、口頭等無形文化，皆是主體本質力量的外化形式。至于那些感性、外在且有用的對象形式又構成了物質文化的體系，既涵括以“天人合一”為主體的中國文化及其鐘鼎漢瓦、魏碑宋帖等物質載體，也包括以“天人相分”為核心的西方文化及城邦教堂等表現形態，通過“人的心思智力運用自然界的質與力的作品，以及所形成的生活方式”^②，以展現人的本質力量。后者對應主體自身的心理結構，這里的主體涵括不同人種的思維定式，無論以政治—倫理為主體的東方的文化心理，還是以求真求實、勇于探險為特質的西方文化心理，皆是主體審美的內在的確證方式與存在證明。文化的各構成要素、各種表現形式間關系錯綜復雜而整體上又相互統一。再次，文化結構上的穩定。文化是歷史延續并在演變中緩慢地自生自發而形成的，由信仰理念、價值認同、習俗慣例和行為規范組成的特殊的抽象符號體系，是有組織的、完善配置的及永久的^③。這種穩定性表現為文化的定性，唯有主體的人才具有。它使人不只“生活在一個單純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個符號宇宙之中。語言、神話、藝術和宗教則是這個符號宇宙的各部分，它們是織成符號之網的不同絲線，是人類經驗的交織之網”^④。世間不存在自生自成的孤立形態，無論何種形態總是與外在形態處于不斷地聯系互動。本質上，“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是包括全部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習慣的復合體”^⑤。文化體系具有相對穩定的特性。比如，從某種意義上說，對藝術的探討多依托作品，或從理想層面涉及絕對價值，或通過文獻記載傳達具體價值，這或許還不完整。凡藝術品都會尋求自己的意義、價值與承傳，最終通過社會文化，以彰顯其獨特價值與發展意義。或許個體文化只神通于特定的社會發展階段，唯有社會文化才更具傳播價值與意義。畢竟，藝術作為主體能動性的側面，毋寧說局限于特定的歷史階段，人類自身也很難對杰出作品以及對作品絕對價值的發現等做出及時而詳盡的認定與記載。由此，凡藝術作品總要承傳社會文化傳統，而非只是個體的體驗，唯其如此，民族的文化傳統才得以特色化地承傳賡續。

文化凝聚成為遺產，其不但是人本質力量的外化，而且是文化遺存的遙遠始祖、經久侶伴與共同源頭，二者淵源深厚且須臾難離。當初的原始文化早已生長為圓融的文化觀念，除了藝術與學術價值，還牽涉制度與行為的意義。這樣，非遺自然就帶有了價值觀與支配性，從結構角度，這種復合性的外在指涉至少觸及3個層面：（1）基于生活的表達。其針對具體的生活方式、特殊文化隱含或外顯的價值與意義，覆蓋家庭生活、情感生活與社會生活，并對應個體、群體和社會等文化形態，以累積過去的經驗，并保持對未來的創新。這種累積通常發生于結構的內部，如生物之進化，非物質之堆積。故保存過往的文化痕跡容易，留住精神傳統則是困難的，因為精神滲透并擴張于載體，受外在環境改變而易發生突進與跳躍，故文化是內在原因，價值判斷只是外在結果。（2）基于文獻的描述。人類生存與發展遺留下大量的典籍與文獻，真正有價值與意義的典籍文獻必定不只是闡明某種特殊的生活方式，而要通過它們的變化方式，尋求理解社會與文化發展的普遍規律與趨向。這樣，文化就必須著眼階級、性別與種族，使典籍文獻成為記載人類知性與想象的作品集合，即使是單一的文化形態，不但分層也是復合結構。因為遺產皆包含特定的文化基質，類型不同文化基質各異，以累積人類的思想與經驗，因此其意義與指涉切忌單一化、表面化。（3）基于價值的追索。技巧技藝依附于相應載體，對其進行的保護實則是對其所承載的文化內容的活態承繼。比如，對于具體的藝術品，我們總是透過載體自身洞悉其隱含的意義，并著力于制度與行為背后的精神。非遺除了物質性的文化，同時也有精神性，而這種精神性不但標示一個民族的文明高度，還影響文化性格與精神品質，因而這種追索不但基于價值而且文化還會被限制在特定的指涉范圍。

“每一個藝術家都能在一個優秀的藝術品中看到生命、活力與生機”^⑥，也如意大利學者貝奈戴托·克羅齊所主張的“靈性論”，體現于文化遺產就是體系的貫通性，唯有物質體系與非物質體系相貫通，體系才會呈現出生命體征與活態特性。文化乃人本質力量的狀態化，涵括文化的物質形式與精神形式，其自身皆具外在與內在兩種結構，前者指人類所創造的一切文化表現形式，后者則指創造者自身的心理結構，分別對應于人本質力量狀態化所呈現的外化與內化狀態。人們對文化遺產體系的界定難以達成一致，源于體系內物質性與精神性的貫通，以及影響構成的不同門類與層次的諸形態間缺乏核心范疇與線索，此狀況直接關乎人們對非遺本質的把握。

主體的內化狀態對應其心理結構，事關基因的編碼序列、復制能力以及存在狀態等多重文化因素，或許我們也只可能在影響文化生成的某些關鍵點如原點、節點與支點上獲取相關的知識解讀與信息建構。而客體文化的內在性指沉積于民族心理結構中的文化精神，涉及形成、塑造以致影響民族諸性格特征的精神承載、綿延賡續與內在超越等因素，對應思想文化中的鏈條性與傳承性，且是文化基因綜合作用的結果。這種內在性取決于民族的思維特征與智力結構，并對應思想與精神等內在文化形態，因而成為一個民族進取與抗爭的精神標識。一個民族的綿延賡續離不開文化精神，其事關自然的人化與人的自然化，因而成為民族的精神家園與圖騰牽引。心理、倫理、道德與人生等交織成民族的文化精神，不但具有頑固的承繼力量和持久功能，且主宰一個民族的道德標準、思想觀念、思維模式直至審美趣味。中華文化始自孔子的儒家精神，其倡導將心理的情感作為倫理學、世界觀與宇宙論的基石，承繼中庸心理，并圍繞儒家文化構筑了特色鮮明的民族文化性格。“不狂暴，不玄想，貴領悟，輕邏輯，重經驗，好歷史，以服務于現實生活，保持現有的有機系統的和諧穩定為目標，珍視人際，講求關系，反對冒險，輕視創新……”^⑦中國人善于在日常生活與人際關系中尋覓所謂的道德、理性與精神，遭遇挫折也慣習于到內心尋找真善美并在靈魂里找尋道德的根源與價值，因此中華文化始終與主體的文化心理結構相勾連，對應人的情感、靈魂與精神等內在因素，因而成就文化生命體的貫通性。

今天，非遺已成為國家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其以重建人文精神并重構精神性與物質性相諧和為目標，因而成為文化自信與民族復興的精神武器。現行非遺的概念需要整合，其構成體系亦須重構，無論整合還是建構，均基于中華文化以及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貫通性。文化并非只依憑典籍與獨特技藝，更是民眾觀念、生活與生存方式的體現。對中華文化既要區分近代、現代和當代以及新時期等不同階段，還要重點關注源、流、今等文化內容的變化過程。因為自隋唐起，儒家文化不但形成中華文化的主干，而且融匯了道家與佛家的思想成果。因此，有關非遺的概念整合與體系重構須重點圍繞儒家文化并對其相關特性進行立體闡發。包括主流文化形態的甄別性確認、知識形態的生成追述以及文化功能的全面闡釋等，并特別重視心性、品性與性格等成果的匯集。某種程度上，非遺作為民族心靈的對應物，其依托有形物化形態，復現并確證的是主體的智慧、理性與知識等本質力量，因此，非遺的核心范疇必須緊緊圍繞文化的內在結構，著重主體結合、同化并認知客體的內在圖式，以完成觀念化、符號化和序列化的過程。而從文化自身的結構來看，從“道統”到“內在超越”，歷經千年沉淀累積，匯集心性、人格及品性的思想成果，包括觀念、倫理、禮儀、表述、宗教與倫理等修為成果，以及伴隨傳統生產方式轉化而形成的技藝、智慧與精神類遺產，還有察天文、觀星象、地磁術以及卜占預測等，構成傳統文化的宏闊體系，成為今天我們建構非遺體系的資源與憑借。

中國盡管有著當代最優的實踐探索，由于缺少自主的知識體系，不僅面對如何向世界闡釋現實的中國社會的問題，自身的國際軟空間也變得狹小，與中國所擁有的硬實力不相稱。非遺事業的蓬勃發展，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機遇。其作為國家層面的文化工程，興起時間雖然只有20余年，但公眾關注度高、持續時間長以及熱度不減卻是不爭的現實。作為整合性學術概念，非遺也已為大多數締約國的保護實踐和學術活動所認可。每一文明體必有自己的概念、分類與體系，以便形成自己的獨特表達。非遺作為人本質力量的凝結，聯結著主體的思維、經驗與認知，并復現人類的智慧、理性與知識，因而其絕非只是一種具有藝術意味的“玩意兒”，或局限于個體在特定社會中所發現、為社會傳統所保留并體現于特定種類的藝術品。學界要做的工作，便是用此概念去整合本國本民族的知識傳統，循依文脈以形成新的知識生產群體。依托本民族的神話、傳說、祭祀、卜卦與信仰等原始文化形態進行挖掘與整合，以形成跨門類的主干知識體系。同時，并不排除向民俗學、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以及戲劇學、音樂學等傳統學科進行知識采借。其既著眼幾千年的豐厚遺存，圍繞民族的文化傳統，又不忽略佛教本土化歷程中的物質與精神成果，亦不遺漏近現代傳統文化當代轉化中產生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最終由分散的知識領域走向以學術研究為核心的論題。與此相銜接，表述體系關涉主體的智慧、價值、知識、經驗與技藝，形成以概略反映相關學科門類共有規律的系統，即所謂的核心范疇與體系，既與相關門類實現互動，又使文脈、民族、基因與傳承、賡續、融合得以交互，最終與具體的學科門類形成明晰的邊界。中華文化也曾經歷良莠并存的演變歷程，因而循依文脈進行整合與提煉必是浩瀚的文化工程。但中華文化自具診斷、修復、揚棄并超越的內生特質，一旦適逢先進的社會制度或與適宜的生產生活相契合，也會閃現靈性光輝并展現深層智慧。有關非遺體系建構的元方法論、邏輯起點與核心范疇等關乎國家文化體系的構成，因此，圍繞儒家文化進行挖掘拓展，無疑成為非遺體系構建的基本依托、現實承載與未來空間。

透過對物質遺存的分析確實可以一定程度上呈現和建構過去，換一種思維，將目光投向主體，通過主體以及與其相關的世界更能活態地展現過往的民眾生活。人是文化的載體，從那些掌握了專門知識并具有職業特征的巫師、教師與講述人身上，從那些多才多藝、博聞強記、聰明智慧、心靈手巧且匠心獨具等溢美之詞里，就能管窺民間知識的系統性以及創新創造的能力。這些傳承人在群體儀式或專門技藝中起著主持、組織或表演者的作用，因此，主體成為民族文化最好的基質承載、文明密碼與承傳基因，通過代表性傳承人的世界來展示，既包括傳承者的思想與理念，也涵蓋普通民眾的自覺行為，還包括與主體相關的環境因素。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提煉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圍繞主體進行挖掘，這既是主體性的體現，也是中華文化一脈相承的民眾立場，更是造就有機統一文化生命體的需要。如西周的《詩經》就存在采風傳統，漢代還有專門的樂府機關，先秦的墨家學派就是底層民眾利益的突出代表等。中華文明成就了中華文化的獨特性，非遺扎根于民族情感與價值觀，是國家文化建設的重要構成，其所覆蓋的民間文化領域，如廟會集市、婚娶節慶、口頭文學、民間繪畫、表演藝術、手工技藝與民間知識等，不但代表民族（國家）的文化質量，更顯現民眾的文化立場。通過“非遺”賦予文化身份只是表象，扎根民族的情感深處，以筑牢生命體的根基，最能體現文化的主體性。

這種主體性，首先通過民族傳統展現。傳統往往沒有固定的形象，因此是不可見的。主體讓傳統成為真實與可見的，非遺通過主體與項目來展現其豐富的形式。文化必須為大眾所掌握，才能得到有序傳承，因此文化史其實就是主體心靈的文化累積與顯現。始自孔子的傳統文化以儒家學說為主干，沁潤于文化思想、意識形態與風俗習慣，情感因此成為倫理學、世界觀與宇宙論的基石，且一切學問皆指向人性，包括感知、情感、想象、理解與意志等主體的心靈要素。中國人的道德關懷一經儒家倡導并建立起來，以儒學為主干的傳統文化因之具備了情感基礎與倫理特色。最為根本的是，由于儒學主導中國文化心理的建構，每遇文明轉型，還會以文化潛意識形式不由自主地表達出來。這種潛意識以文化遺存承繼下來，如克孜爾、庫木土拉、森木賽姆、柏孜克里克、敦煌、慶陽、炳靈寺、麥積山、須彌山、云岡、南北響堂山、天龍山、鞏縣、龍門等靜態遺存，同沉積于心的文學、藝術、思想、風習、意識形態、文化現象等，成為佛教征服民族心靈，同時又被儒家文化所同化而裂變的見證。難以否認，民族的傳統文化生長于社會生活，盡管非遺只是近年興起并興盛的文化現象，但其對生活的依賴，決定其必須圍繞民族的精神傳統來展現主體性，必與民族文化的傳承賡續以及保護利用聯系緊密。

其次，通過民族特色映現。傳統文化無論在先秦，還是在明清時期，無論是心學，還是理學，作為聯結宗教與藝術的紐帶，都始終圍繞民族的精神與情感。儒家強調人的主體作用時不會拋棄自然萬物，因為人不僅是生物性存在、社會性存在，還是精神性存在，三者有著相似的內在結構且統一于主體的文化心理結構。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且博大精深，這些重要的文化事件與時間節點不可忽略，包括魏晉玄學盛行，心性修養成為風尚，佛教徒與士大夫清談交會，文化藝術因而空前繁榮；隋文帝復興佛教，明清之際，士大夫對佛教全身心地皈依，佛教滲透到民族的心理結構與信仰習慣，弘道與人格成為中國人精神生活的境界；五代尤其是兩宋，禪宗將佛教與儒學、道學以及魏晉玄學相糅合，累積形成浩瀚豐厚的文化遺存。“孟子激進的人道民主與內圣人格，莊子抗議文明反對異化，荀子、《易傳》的‘外王’路線和歷史意識，以及以現實軍事政治斗爭為基地的古代辯證法和以陰陽五行為骨架的宇宙論，宋明理學的倫理本體、理學和非理學的儒家們的經世致用理論，都是既植根于此歷史長河之中，又對后世影響深遠的中國傳統思想中的最重要的東西。”^⑧無論以政治—倫理為主體，還是以求真、求實和探險為特質，所展現的都是主體的文化思維與主體本質力量內化的成果。中國的易經、氣功以及自我修養之法，讓西方側目也讓其百思難解。如同西方文化有迷茫，中華文化歷經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同樣面臨文化的反思。這表現為對待歷史遺存的態度，除了古為今用并為現實服務外，也要考慮現實對歷史的影響，以及時代、社會和歷史之于人的局限性。

最終，通過非遺展現。理論建構的遲滯讓非遺的保護實踐遭遇困境，而非遺乃至文化遺產的理論建構關乎文化的新精神性，移植借鑒而來的非遺概念和操作形制等必須中國化，以改變圍繞其打轉轉和對外來文化的盲目崇拜心理。文化作為精神層面的內在需求，必須立足鄉土中國，并反映主體的精神訴求。因為文化“不單是促進物質進步的一種手段，如我們把人的發展看作是人類生存的整體繁榮，那文化恰恰就是這種‘發展’的最終目標和歸宿”^⑨。非遺的理論建設，必須立足自主的知識體系并反映國家的文化立場，重建主體的人文精神并重構精神與物質相諧和的文化管理目標。唯其如此，才能闡釋好中國的歷史傳統與現實經驗，才能提升中華文化的軟實力與影響力。人類總是通過文化啟迪智慧、陶冶性情、認知人生，以獲取思想上的教益和精神上的滿足。農耕文明的歷史鑄就中華文化的鄉土性與民間性，氏族宗法血親以其強固的遺風與力量，成為中國古代思想傳統形成的根基。有關非遺的概念整合以及理論建構，除著眼空間聚落背景外，重視日常生活中的手工、技藝等藝術，人與土地的捆綁關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各種緣分與承繼關系，還涉及親緣嫡傳、地緣鄉傳、業緣師傳和外緣續傳等多維緣分因素；同時，體系建構是對幾千年優秀傳統文化的梳理與提煉，須超離單純的工藝與技能以及具體的物化作品，透過土石、制陶、琢玉、鑄造、冶銅、鐵器等形態，通過諸如《尚書》《周易》《考工記》《禮記》《天工開物》等典籍分類與工具形制，工具與相應的文明形態相映現，歷史地追述其發生、發展的自然過程，以折射民族的性格與文化的傳統。

封閉社會里，非遺多依托相關物什以體現物質性，一切好像自然發生、自動運行且為著滿足主體的基本需求。而從文化角度審視，物質滿足之后，精神需求的勃興自然就上升為必然，表現為口頭文學、民間藝術、表演技能以及手工技藝等的興盛，因此，非遺不限于物質的有形載體，而是與主體的心靈世界須臾難離，表現為生活與文化的相互成就。前者企及人類的生活方式主要指日常的文化生活，后者則涵括個體、群體與社會等諸文化形態。縱觀中華傳統主干文化發展演變的歷程，氏族與血緣成為農業小生產的紐帶，神祇與祖靈得以成為核心并彌散于民間社會。血緣、信緣與地緣相互交錯并遍布于各文化空間，穩固了代際傳承并成為靈魂支撐。中華文化除了緣分的內因，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文化的實用功能。“老子之于兵、荀易之于農、陰陽五行之于醫、莊禪之于藝”^⑩，用兵的智慧，種植的精細，醫術的高明以及技藝的獨特，累積形成兵藝、天文、煉丹與制造等浩瀚的文化遺存。農耕文明成就了這種實用性，其相伴于社會生活并與民族理性相隨，鑄就中華文化的獨特基質。

這種基質源自先秦諸家的授徒、著書與立說，商周的巫史傳統，以及魏晉的玄學，直至儒學主干地位的形成。特別是實用與理性相融合，社會生活與兵、農、醫、藝等實用文化相融匯，拓展了中華文明的創新空間，有兩層基本的含義：一層是對優良傳統的固守，社會上層的藝術傳承，遵循董仲舒“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的主張；而民間的自在賡續，以“仁義”“孝悌”“忠恕”以及“誠信”等儒家傳統為精神皈依，以文化多樣性為目標，體現于飲食、服飾、風習、藝術與建筑等諸多物質形式。另一層是對創新的訴求，傳統在持續傳遞中得以固化，但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并不斷尋求內在超越。實用讓農耕傳統有了更加宏闊的歷史縱深，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奠定了中華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特別是近現代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傳統文化相結合，不但鞏固了文化的主體性，而且拓展了歷史縱深并誕生了諸多文明新形態。

傳統文化的諸外化狀態一定與人本質力量的外化呈現相對等，文化因之成為主體心靈的映現與外化的成果，表現為大量遺存的綿延賡續。非遺的核心范疇界定，應圍繞主體的文化心理，主動適應并契合主體的思維模式與智力結構。非遺自身知識體系的構建不但離不開這些文化傳統，而且成為各個歷史時期物質成果與精神成就的智慧映現。中華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主體，樂感文化與實用理性雙翼齊飛，實用性奠定了古代文化體系的底蘊。佛教、道教與家族、農耕、人倫相聯系成為儒學的領地，依托六經，儒學浸染先秦、兩漢、隋唐、宋元明清等各個朝代，累積形成了難以計數的心學與理學成就。這樣，循依儒學挖掘的路向，可能存在兩個學術重點：一個是圍繞儒學的文化特質展開的立體闡發，包括知識生成的追述、主干地位的確證以及文化功能的闡發等；另一個是圍繞儒家價值體系進行的系統綜合，包括內在功能的闡發、糟粕理念的清理以及優秀文化當代轉化利用的可能性，等等。文明歷史的悠長與中華文化的精深，決定了其必是個浩瀚的文化工程，無論邏輯反思還是歷史追溯，都由民族的歷史文化而通向彼岸的精神文化，前者對應原始的精神結構，后者則還原為人類最初的文化形態。中華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主干，也歷經了復雜過程，直至6世紀的隋唐，才顯現以道家和佛家為兩翼的古代文化體系雛形。在此期間，雖發生了諸多變故，但其官方性質、正統地位與價值取向均未有明顯改變。中華文化有序傳承幾千年，其文化根基也并不在國家，而是著眼個人、家庭與社會，其賡續發展也不只由知識階層所自覺完成，而慢慢演化為社區、族群與民族的文化生命。

中華文化的實用性執著于歷史，重長遠且慣以系統思維去估量事物，并不計較短暫得失與成敗利害，理性遂成為民族情感的記載，以區別將實用庸俗化的種種傾向。首先，對待文化的態度。生活累積一定伴隨著文化創造，而創造所要面對的是活的思想與靈魂以及變化的環境與條件，因此對文化不但要進行評價還要有相應的標準。不同的文化形態自有其相應的評價、描述與評價標準。正像文化不宜二分，文化遺產也面臨同樣的問題，處置“歷史剩余物”與“歷史殘留物”的態度以及如何看待“歷史積淀”的爭論，顯現一個民族的文化素養與智慧。表面看是主體對待歷史遺產的態度，包括能否放下歷史的包袱，以及是否愿意積淀歷史的剩余物等。深層看則映現主體對待本民族歷史、文化與遺產的心理，具體涉及主體的文化心理結構。“這個‘結構’可以在該文化中人們的日常生活的表現里看到，也可以在同一群人的政治行為中找到，同時，它亦呈現在該文化的歷史過程里浮現的規律性中。”^?其次，正確看待傳統所蘊含的神秘因素。非遺凝聚人的智慧、理性與知識，因而成為傳統文化背后的精神鏈接。非遺概念整合以及理論建構，除了依托主干線索并兼顧門類自身特性外，其核心范疇應著眼伴隨傳統生產生活方式所形成并演化的智慧與技藝遺存，特別是那些關乎心靈、事關心性的部分，包括觀念性、宗教性與倫理性等。受科學發展和認知的局限，人類至今對諸如巫術、氣功與太極等的功用不甚了了，但其關涉佛學獨特的世界觀、知識形態以及獲取方式甚至關涉對主體自身的認知邏輯。再次，重視文化的當下轉換。文化存在于生活但不是生活自身，通過生活體驗人類得以在改造自然中形成自己獨特的意志品格與生活方式，并獲取相應的物質成果，累積形成意識、風俗、慣習等精神成就。歷史為現實服務，也不可就此將歷史局限于狹窄的地域時段，亦不可將對歷史的解構當作對歷史的延續性解讀，等等。

非遺與主體相關聯，是其能動性外化的生命集合體，而非只是孤立的一個個事件、一段段故事或一件件作品。主體以概念方式掌握客體，這種掌握主要通過主客間的信息交流得以實現。信息流自身總處于不斷的編碼與組合變換中，而構成知識的文化基質，以及充當知識本體構成的形態則是相對穩定的。主客間通過信息的交流，首先，知識得以作為人類可以共享的文化現象，將各個時代內在地聯系起來并在不同種族與個體間實現傳承賡續；其次，知識能夠成為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并在不同時空地域傳播交流；再次，知識積淀于人腦，其儲存狀況也取決于信息的編碼與組合效果。時代不同，民族間以及個體間一定存在文化、語言與觀念等方面的差異，這些差異也會引發信息轉移上的困難。通過信息重構以建立適應不同文化背景的交流平臺，從而使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信息與外來文化內容相融匯，并最終以遺產方式流傳后世。

傳承性基于文化基質的相對恒定，源于其固有的文化基質，包括文化的元色與基因等因素。凡文化皆具特定性，表現為文化類型不同基因呈現各異。一類具有個別性，這需要著眼具體的文化形態。比如，文學中的母題通常適于一般的故事形態，亦可是某民間故事中的成分構成，且這一成分構成具有特殊性——其顯著特性易于熟記，如人們的記憶深處惡母的形象總比善母的深刻，因而故事形態中母題的選擇余地是寬博的。另一類則具有指向性，針對具體的類別或門類，不但體系內構成復雜且同一類別內其所企及的現實問題也豐富且易變。傳統敘事研究中，往往涉及民間故事、傳說、歌謠與神話等諸多類別。就民間故事而言，如若深入結構深層，不但涉及特定的傳統、思維、心理與世界觀，甚至還會潛藏與元文化形態的關聯。UNESCO《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將非遺界定為源自過去也涵蓋當下的生活方式，包括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藝與場所等表現形態。其實也有學者提出過以知識體系涵括非遺的學術主張，日本學者吉田憲司曾提出“身體化知識”的概念，我國學者也曾主張將非遺拓展至思想、技術發明與身體化等類知識體系。總之，非遺早已走出了單純的知性、物化與想象的載體語境，而進入人類意識文化的普遍發展中了。作為民族復合的文化觀念與心靈對應物，非遺具有多樣性、多層性和整體性的形態與意義，無論物化形態還是觀念形態，皆貫通主體的文化心理結構，也不再徘徊于精英文化觀、宗教文化觀與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文化觀，其直接與文化傳統背后的精神內容相鏈接，涵括傳統文化得以構成與傳衍的規則、理念、價值與信仰。

傳承性往往取決于一種文化的民族性、國民性與心理結構，而其社會根基則是種族傳統遺風的強固力量與長期延續，因而非遺傳承遵循“復線且多脈”原則。遺產承載著特定時代與階段的記憶，依附主體的思想、觀點與表達，因而是流變性的動態結構而非靜態堆積。人類由屈從自然到自由狀態，遵循文化與歷史的雙重邏輯演進，其中，文化充當著觸發轉化的內在動力。一方面，傳統與經典均承載著歷史的惰性，強固持久又不隨時俗而俯仰，表現為主體能動性的持有以及文化主體性地位的鞏固等；另一方面，歷史成為述說這一進化的輔佐。農耕文明筑就民族的中庸性文化心理，表現為缺乏內部變革的動力與激情，因此也成就了實用文化與樂感文化的濫觴。一個不容忽略的事實，包容作為民族的品性，交往、交流和交融中容易產生精神的內在否定性，因之成就文化流變的內因。中華文化強調承繼、持久不衰且相對獨立，歸結于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唐代以后出現的“三教合一”就是明證。無論地域族群與生活狀態，儒釋道與民間文化、民間藝術、民間禮俗以及民間信仰和諧并存，匯成中華文化的主脈。其間，魏晉南北朝至隋唐的佛教文化特別是禪宗思想的融入，還產生了宋明理學以及新儒學。另一個重要的現實，心理結構決定文化的品質，主體能動性的持有與顯現，成為中華文化流變的外因。而心理結構潛藏于基因內部，融匯于民族血脈，更關乎民族的情感、價值觀與文化主體性，因而成為內在因素。中華文化歷經上千年的傳承賡續，執著于歷史并以歷史發展成為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與特征。這既有對過去價值融轉的渴望，也有內在否定性的訴求，更有因現實需求的呼喚。其表現為面對異質文化不是廢棄自我，而是主動吸收融匯，舊傳統因新養分而顯現出張力與活力。

人類文化不是各種要素與特質的簡單拼加或隨意集合，而是主體能動性外化組成的有機整體。“一種文化就如一個人，是一種或多或少一貫的思想和行動的模式。各種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性目的，它們并不必然為其他類型的社會所共有。各個民族的人民都遵照這些文化目的，一步步強化自己的經驗，并根據這些文化內驅力的緊迫程度，各種異質的行為也相應地愈來愈取得了融貫統一的形態。”^?文化的整體性通過日常的生產生活實踐和主體的思維、性格和行為等體現，貫穿于“道”，熔鑄于“器”。中華文化歷經5000多年的傳承發展，已生長為一體多元的博大恢宏的生命體。唯有從整體上，而非局部或具體的文化形態，才能把握非遺這一生命體的精髓與要義，以避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偏狹。

（一）知識形態的完整

幾千年農耕文明演進中，形成了數量、類型都十分豐富的非遺資源，如何定義、分類并闡釋，均需以系統思維進行統籌。知識體系對文明進步至關重要，不但關乎話語權且基于自身實踐，因而能夠聚合力量并解釋自身。因為實踐是開放的，知識體系也是多元的，因而基于實踐的知識體系必定是多維的。中西文明對應著不同的觀念文化，絢麗多彩的文化背后凝結著不同的價值追求。文化形態浩如煙海，文明歷史綿綿悠長。因此有關非遺知識的采擷與整合不可以“齊備”為目標，只能以“舍棄”為策略。孔子曾說“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要“按照近代分科觀念及分類原則，以‘學科’為分類標準，對中西典籍進行統一劃分，將中國知識系統進行重新配置與整合，逐步創建出一套近代意義上之新知識系統”^?。非遺自身知識體系的建構，必是門類文化共同規律的反映，除了依托有形且可見的豐厚物質遺存，包括工藝、技能和作品等具體形式，還要依傍“內圣與外王”之思想傳統，挖掘孔子、孟子、老子、莊子、荀子、墨子、韓非子等智者的精神承載，以展現生態、生計、社會、傳統、藝術和宗教等多重價值。

（二）文化形態的完整

其體現為圍繞民族文化進行整合吸納，將所形成的知識系統放置于傳統文化的整體結構中去統籌考量，并觀照彼此間的相關性與層次性。中華文化的民族特性、哲學智慧、價值取向以及精神氣質等通過特定的形式化語言和藝術樣式融入非遺的體系，所有這些皆緣于幾千年農耕文明使得血緣親屬紐帶變得穩固而強大，因之實用理性文化與樂感文化就極為發達。民族文化作為精神母體，植根于種族的原始記憶、神話圖騰和起源胚胎，是各朝各代不同歷史時期人們的實踐活動、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甚至是文化場所等的映現與匯聚，成為潛在的心靈規范并影響民族的生存、思維、情感與行為。畢竟，中國傳統文化缺乏嚴格的推理形式，中庸成為民族文化的重要標志，也使得中華文化“優秀”與“糟粕”共存。梳理甄別中，要站在民族文化主體性的高度，以凸顯非遺的基礎性、內在性與活態性，這必涉及非遺的自身體系以及與相關門類的體系厘清。針對具體的文化形態，除了外化于行的成果，還有內化于心的累積，包括心智、精神及與道類相關的精神成果。

（三）遺產形態的完整

任何文化傳統的形成延續，皆有其現實的物質生活根源。遺產是凝結了千百年來人類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綜合載體。文化遺產既不是喪失了現實關聯的孤立個體，也非從本體構成中脫離出來的單一屬性或側面呈現，更非只是外在特性匯聚而不顯現內在關聯，而是一個生態有機體。正如我們“面對一件藝術品時，如果想進入其中，就必須將之視為一個整體”^?。非遺作為文化遺產的分支，其自身概念的整合與體系建構均難脫離文化遺產本體，物遺與非遺只是文化遺產的不同呈現形態，存活于自然環境、社會生活與歷史文化背景，個性獨特、包蘊豐富且結構同一，二者共存共生共同構成文化遺產本體。

以整體的思維來看，非遺絕不僅是口頭傳統、底層文化或民族民間文化的代表，而是帶有價值觀與支配性的文化體系。現代以來，5000多年文明精華同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相融匯，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都是我們采擷整合的視野。作為一種學術性整合概念，非遺已獲取了相當的文化身份，既保有傳統文化基因，又不斷產生社會文化的新意義。而作為體系，其構建也不是脫離UNESCO《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或《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另起爐灶，須以現有框架體系和相應制度安排為基礎，將“遺產是什么”視作理論體系建構的邏輯起點，圍繞主干文化以確定核心概念與范疇，并依托相關學科與門類進行采擷整合，以滿足整體性所必須的清晰度與層次感。其一，體系的核心范疇圍繞主干文化。非遺的體系建構須圍繞中華主干文化，以及主體的內在需求，以契合主體的文化心理結構，并遵循客體物種的尺度和主體內在的尺度相統一的原則，觀照本體結構、物質結構、非物質結構以及構成要素結構等的層次性。除了本民族的文化傳統，還必涉及不同的歷史節點與文化事件，以客觀映現特定民族的“文化遺產”實際，并滿足體系的整體性要求。其二，非遺自身的核心范疇依托主體的文化創造。本體的邏輯起點確定之后，就要圍繞主體的文化創造進行采擷整合，并輻射性地生發與相關門類的聯系。非遺對應主體的心靈，其相關知識散落于各傳統學科與遺產門類，其自身體系的核心范疇就是門類普遍文化規律的集合。其三，厘清與相關學科門類的邊界。凡概念皆有自己的基本單位，包括確定的內涵與外延。在此基礎上預先做出判斷，之后再推理并構建體系，以呈現研究對象的層次感。其間，要特別防止概念的流竄、游離甚至拼湊，唯其如此，才能使具體對象符合“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